新藥研發投入前輕后重，最后的Ⅲ期臨床試驗投入有時比整個前期投入的總和還要多。所以，有些人提出疑似前景不佳的新藥項目應該盡量在沒有投入很多前及時停止，以避免后面越走越重。這個看法幾乎代表著現在的主流意見，有些企業已經采用具體措施鼓勵及時停止前景不佳的項目，比如諾華的“勇氣獎”。
的確，新藥項目多數以失敗告終，即使Ⅲ期臨床也有超過50%的失敗率，所以多數情況下，終止一個項目比繼續這個項目更有可能是正確的決定。
實際工作中，由于這些失敗損失慘重，多數企業都會反思如何從中總結一些經驗教訓。不過，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在Ⅲ期之前是否已有足夠的信號顯示項目應該停止。這類總結做得準確可以得到有益經驗；但是，與錯誤解讀療效、安全性信號一樣，這類反思也不可避免地會受到人們思維誤區的影響。

顛覆性項目暫遇挫折

毫無疑問，正如我們此前講到的：有些項目沒有經過足夠的去風險，也有很多項目在原地轉圈很多年沒有實質性進展，這樣的項目需要及時終止。但是，如何準確地把這些冒進項目或僵尸項目，與暫時遇到挫折的顛覆性項目區分開，則是新藥研發的核心工作之一。
因為如果仔細搜尋可以發現，其實沒有哪個項目在漫長的開發過程中沒有出現過幾次項目終止信號。如果每次出現這樣信號就輕易結束一個項目，那么世上將從此沒有新藥產生。即使腫瘤免疫療法這樣顛覆性的技術平臺（不僅是一個藥物、一個適應癥，而是多種不同藥物針對幾乎所有腫瘤），在10年前還被《自然》雜志發表的一篇文章評為制藥領域“第一大忽悠”。任何首創藥物的開發過程都有類似的“臥薪嘗膽”經歷。

停止信號遠多于前進信號

事實上，對于真正的創新項目，停止信號遠遠多于前進信號，否則這些項目早就有人做了。
新藥項目與新技術的起伏周期類似，開始的時候總是彩霞滿天，但很快負面數據會出現，這時終止任何一個項目都易如反掌。這大概是趨均數回歸在起作用。一個項目開始時數據很少，但同樣是缺少數據，那些向積極方向遠離均數的項目，比那些僅有數據都是負面的項目更吸引人，雖然二者成功率是一樣的。而隨著數據的積累，這些項目一般會向均數回歸，不同的是，開始數據吸引人的那些項目競爭會激烈很多。

復雜的進退平衡

隨著數據的積累，不管開始時前程似錦還是平庸無奇的項目，都得面對現實。新藥研發的現實是——在滿天烏云中尋找那僅有的一絲陽光。
有些時候，去留很容易決定，比如Kras是個很誘人的靶點但沒有任何小分子藥物能與其底物GTP有效競爭，所以根本無法繼續進行；但是，更多項目的進退平衡更加復雜。
比如原來的藥王立普妥，按進度只能第五個上市，前面是Roy Vagelos領導下的默沙東這樣的巨無霸。百優解新穎機理則在當時的動物模型中沒有顯著療效，第一個Ⅱ期臨床還因為資金限制沒有足夠病人而失敗。
所以，盡早結束成功可能性低的項目，即所謂kill the losers策略，執行起來并不容易。

“刑事豁免期” 

鑒于新藥項目、尤其首創項目的高失敗率，一個項目應該有一段類似“刑事豁免期”的時期，即在這個階段，在一定投入限制下，無論正負結果都拼命向前。團隊的任務不是考慮繼續還是停止，而是全力尋找能讓項目成功的路徑。
“killthelosers”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有道理，但并不全然適宜新藥研發的復雜現實。尋找新藥如同登山，即使走最有可能登頂的路線，早晚也得遇到懸崖、缺氧、惡劣天氣等不利因素。返回大本營的借口會遠遠多于繼續前進的理由，所以鼓勵終止項目政策很容易過猶不及。這也是“pick the winners”這個看似相反的策略也有相當市場的原因。
 
結語<<<
“pick the winners”和“kill the losers”是同一個硬幣的兩面。任何一個成功的項目都需要忍受一段被高度質疑的階段，但看準的項目都應該給予足夠的機會證明自己，即所謂“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反過來，需要“揮淚斬馬謖”的時候也不能心慈手軟。
當然，與任何策略一樣，理論是一方面，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執行力和對新藥研發的理解程度。新藥研發項目不是失敗越早越好，鍥而不舍也不是總能帶來顛覆性藥物。最重要的是決策者的判斷力，然而最罕見而困難的也是決策者的判斷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