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10年，中國創新藥將在某些領域有所作為。”在日前召開的第八屆國際生物醫藥研發創新亞洲峰會上，中國藥科大學校長、德國工程院院士來茂德教授如是表示。
截至目前，重大新藥創制專項已立項1596個，預計至2020年，我國在新藥專項上的總投入將達260億元人民幣。據悉，新藥創制重大專項在“十三五”期間將繼續加大研發力度，提升自主創新及產業化能力，加速重要產品的產出和應用。

產學研轉化難

數據顯示，目前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僅為10%，遠低于發達國家40%的水平。盡管中國藥學SCI論文數量與被引數均位列全球第二，科研實力與日俱增，但與之極不匹配的是，國內醫院銷售前十藥物絕大多數由西方藥廠研發。
以生物藥為例，天士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副總裁孫鶴指出：“生物藥研發依賴于對生命本質的理解，但中國生物藥研發主要集中在小型企業，還沒有做到與學術機構聯合開發，尤其是從事生理生化研究的學術人員很少參與到新藥研發過程中。因此，在中國找到新興的靶點，并針對靶點開發相應藥物的機會就小得多。”
西比曼生物科技集團首席運營官王立群表示：“中國的產學研資源整合還不夠好，單打獨斗的現象較多。我注意到某個科研機構向CFDA申報了很多新藥，但是由科研機構注冊申報、進行臨床試驗乃至產業化生產并不是資源的合理配置，事實上企業更擅長做類似的事情，如何最有效地利用資源并使其產業化發展仍是當前面臨的難題。”他同時表示，國家的政策相對保守，企業如果受困于政策的限制，即使技術領先也很難獲得突破性進展。
“目前最大的瓶頸在于企業、高校以及研究所是割裂開來的，所以政策非常重要，一方面高校往往擔心研發成果轉讓給企業會造成資產流失，另一方面他們也會對CFDA新藥審評的終身負責制有所忌憚。”復旦大學教育部醫學分子病毒學重點實驗室主任聞玉梅院士建議，應針對上述問題建立一種免責制度，“希望無論是政府、高校還是企業，各個相關方能夠共同合作打通新藥研發產業鏈。”
此外，諾和諾德中國研發中心總裁王保平也表示，近來CFDA頒布一系列改革政策是非常好的契機，如果中國企業能夠借此建立良好的生態環境，從質量上下功夫，實際上大有可為。

投資生態圈待建立

在對接醫藥創新項目與資本的過程中，投壺網CEO趙妍昱了解到多數美國高校都會配備技術轉移中心，在此基礎上還會成立相應的聯盟，借助聯盟發揮的平臺效應，高校可以和國內乃至國外的資本市場進行互動交流。在她看來，資本的介入不僅為新藥研發提供了資金支持，在促進創新藥物合作研發、醫藥新技術的商業化應用方面也扮演著重要角色。
據了解，新藥研發的初始資本主要來自包括“重大新藥創制”在內的政府資本，但隨著國內醫藥政策改革以及產業轉型升級，投資環境也正在改變，越來越多的民間資本開始關注新藥研發。
然而，新藥研發技術壁壘較高，投資機構往往缺乏專業化技術評估能力而無法投資早期階段，這需要膽識謀略、行業經驗以及時間的積累。不過，有業內人士指出：“目前國內新藥估值普遍虛高，但也有不少好項目最終與國外投資機構達成了合作，這個現象值得國內投資機構深思。”
“國內大多數新藥投資都青睞于快進入臨床或者已經在臨床Ⅰ期、Ⅱ期的項目，很少有人愿意投資很早期的新藥。”孫鶴分析認為，“如果中國企業今后想在新藥研發領域做得更好，可能會更多地開始嘗試合伙人制度，這樣才能真正解決創新積極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