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仿制藥一致性評價的大幕已經拉開，對于2018年的大限，業內人士普遍感到不樂觀，以至于業內已經有些人士認為，至少有一多半的仿制藥文號會因為難以過關而退出市場。 相比之下，鄰國日本也經歷過藥品一致性評價的過程。日本的說法是“藥品品質再評價工程”。 從平成10年開始正式實施這一藥品品質再評價工程，所謂平成10年即1998年。這項工作在日本國內從1998年一直延續到2011年，在此期間，共評價了706個化學藥，1362個制劑規格，最后批準通過4000多個批準文號。 通過“藥品品質再評價工程”，極大地促進了日本仿制藥企業對于生產工藝與處方的深入研究，大幅度提高了仿制藥的品質，通過對體外溶出度的嚴格要求，促進了整個產業鏈的發展與提升。 日本的仿制藥長期受制于國家實行的全民健康保險制度，面對不斷增長的老齡化人口，政府迫切需要降低醫保支出成本，希望仿制藥能夠得到更大范圍的應用。 2002年6月，日本厚生勞動省發布通知，要求全國醫院盡可能使用仿制藥。2007年，厚生省在其宣布的《促進仿制藥用藥安全行動計劃》中制定了一個目標，要求把仿制藥的市場份額從2007年9月的18.7%提高到2012年的30%。而在2011年為止，仿制藥的份額已提高至23.1%。 日本再評價進行得比較順利，其重要原因和當時日本制藥業的發展水平比較高密切相關。日本仿制藥企業數量并不多，日本仿制藥主要面向國內市場，規模相對較小。因此，仿制藥作為并不算大的產業，順利完成了一致性的評價。 日本的再評價工作有著一定的借鑒意義。畢竟，日本已經從技術上探索出來，體外溶出度試驗與體內生物等效性試驗（BE）可以成為可靠的再評價手段。

關注仿制藥質量從70年代開始雖然日本藥品品質再評價工程于 1998 年正式推行，但第 1 次大規模的藥品再評價工作始于1971年，當時是對1967年9月之前批準上市的藥品進行有效性再評價。

第 2 次評價工作始于1984 年,對1967年10月至1980年3月期間批準上市的藥品進行質量一致性再評價。

第3 次即是 1998 年開展的日本藥品品質再評價工程，對口服固體制劑仿制藥進行質量一致性和有效性再評價。 此項工程肩負著對日本藥品市場進行優勝劣汰的使命，從一定意義上，促使日本制藥企業對制劑工藝不斷深入研究，大大提升了藥品質量，為日本制藥企業進軍國際市場奠定了基礎。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日本社會組織能力跌入低谷，日本國內大規模爆發傷寒、結核等傳染病。加之寄生蟲感染、營養不良等問題，社會對藥品表現出巨大的需求量。 日本醫藥產業因此迎來一輪高速發展浪潮，出現大量本土制藥企業。醫藥產業的產值從1945年的3億3500萬日元迅速增長，到1960年已達到1760億日元。

然而，優秀藥品出現的同時，也造成民眾對藥品的過分依賴，藥品濫用成為風潮。 以1961年的沙利度胺事件為首，日本又接連發生了“安瓿感冒藥”，“斯 蒙癥”等嚴重的藥害事件，民眾對提高藥品安全性呼聲強烈。1967年起，日本政府利用行政手段，開始從生產、運輸、銷售到臨床副作用監測等各個領域對藥品的安全、有效和質量進行監管。 但在70年代，日本制藥業依然處于比較魚龍混雜的階段，在1971年，厚生省《藥效問題座談會報告書》中指出:“有生產許可的藥品有10萬余種,其中還在銷售的藥品為3萬余種”。 在1993年5月，日本召開了關于仿制藥的重要會議，即“21世紀醫藥品如何發展”的座談會。在這次會議上達成了三項重要的共識：即面臨真正的老齡化社會,推測國民醫療費用將上升；對于原研藥的仿制提供了低價藥品，可減輕國民負擔；仿制藥可以促進醫藥市場的競爭，具有平衡藥價的優點。 1994年9月，日本頒布《新藥品標準及試驗方法設定相關指導原則》，其中增加了對片劑等的溶出試驗要求。1997年頒布的《仿制藥生物等效性試驗指導原則》，對溶出試驗進行了更加嚴格細致的規定。

探索一致性評價技術標準1998年，日本厚生勞動省正式制定了保證仿制藥質量的對策，決定通過溶出試驗對于仿制藥中的口服固體制劑進行質量再評價。 按照1997出臺的文件，厚生勞動省通知制藥企業，要求根據溶出試驗進行質量再評價。如果仿制藥與原研藥具有完全相同的溶出效果，認為質量同等性可以得到保證。通過在批準文件中規定溶出試驗，從而保證內服固體制劑的質量。 各企業開展試驗，厚生省對試驗結果進行審批，公布各品種的溶出試驗，進行更高質量的藥品質量管理。在此基礎上，日本厚生省還安排了第三方復核，從而對于已經過關的藥品進行不定期的質量核查，并且將試驗方法和結果匯編為“醫療用醫藥品品質情報集”（即FDA發布的orange book）進行公布。 日本再評價也面臨著跟中國一樣的問題，即參比制劑問題，即評價標準是參考體外溶出曲線還是BE試驗？ 對于參比試劑的問題，日本的辦法是原研藥企業對于一致性評價并非袖手旁觀，即他們需要初步擬訂相關品種的溶出度試驗方法，并給出 4 種不同 pH 溶出介質中的溶出曲線，作為參照。 在此基礎上，日本國立醫藥品食品衛生研究所在藥品品質再評價工程中負責具體技術細節和指導工作。對原研企業提交的溶出度試驗方法、試驗條件進行修正、復核 后公示。具體檢驗工作則由各地方藥品檢驗所承擔。 中國仿制藥一致性經過一種爭論，即是僅僅需要體外溶出就能完成評價，還是需要BE試驗。當然我們現在的要求是體外溶出試驗和BE試驗都要做。 日本的情況是，厚生省在1985——1986年開設了厚生科學研究班, “關于日本藥典溶出試驗的設定基準和試驗條件的研究”，對溶出試驗的基本問題進行了研究。 在這一研究班上，所有的專家都認為，進行仿制藥一致性評價，體外溶出曲線試驗和體內的生物等效性試驗，是無法建立相關性的，于此同時，通過溶出試驗防止生物學不等效也具有可能性，最后研究結論：在防止生物學不等效方面，應該推薦溶出試驗的應用。 日本“藥品品質再評價工程”就是溶出度評價作為主要的手段。體外溶出度試驗與體內生物等效性試驗（BE）相比，具有干擾少，靈敏度高，操作簡便，花費少等優點，而且要實現仿制藥一致性的長期監管不可能采用體內生物等效性試驗，只能依靠體外溶出度試驗。 另外，藥品的生物等效性也是在全面的體外溶出度試驗基礎上進行的，全面的體外溶出度實驗室體內生物等效性的充分保障。采用溶出曲線評價藥物的一致性具有很強的實踐意義，符合國際慣例。如果原研藥和仿制藥的溶出速率全面相似，則兩者的生物利用度差異必將得到極強的控制。 采取簡易便宜的評價方法，仿制藥企業迅速開展一致性評價，這樣的政策比我國顯得更加寬松。但是，并沒有因此減低難度。 據統計，當一致性評價完全完成之后，在2003年，日本醫藥情報中心收載的日本國內流通處方藥約1. 9 萬個文號，其中保險適用藥品文號約有1 . 5萬個文號。相比，70年代，減少了10倍。 品種數量減少的同時，制藥企業的數量也大幅減少。1975年，日本制藥企業為1359家；2011年，其數量減少到約300家。其中主要生產處方藥的廠家約為100家，而主要生產仿制藥的企業僅為20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