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藥物結構復雜多樣化，以及體內作用和代謝過程復雜性，這些為CMC研究、臨床前研究等帶來多重挑戰。不同的腫瘤微環境不同，靶蛋白不同，對于ADC藥物來說選用何種抗體、小分子毒素、連接子、連接方式等都需要進行特異性考慮。泛偶聯時代，每一款偶聯藥物，都應該結合自身特點找準定位，形成差異化競爭策略，走創新化的研發之路，滿足未被滿足的臨床需求。

通過細胞免疫熒光Confocal檢測ADC內在化

ADC藥物進入血液后，其抗體部分識別并結合靶細胞的表面抗原；隨后ADC抗原復合物由內吞通路介導進入細胞。在細胞內，可裂解連接子對腫瘤細胞內的微環境敏感，會受 pH 值影響，或者被蛋白酶及某些化學物質裂解；攜帶不可裂解連接子的 ADC 藥物被溶酶體消化，從而釋放藥物。某些 ADC 藥物的小分子可以穿透細胞膜進一步殺傷周圍的腫瘤細胞，即旁觀者殺傷效應。此外，ADC 還具備 ADCC、CDC等抗體的免疫效應。

ADCC（antibody-dependent cell-mediated cytotoxicity）是一種抗體依賴的細胞毒性作用，是免疫系統對抗病毒感染及腫瘤疾病的一種重要免疫防御機制。一般為自然殺傷細胞（NK）介導（有時中性粒細胞和嗜酸性粒細胞也能介導ADCC作用），抗體Fab端結合靶細胞表面抗原，Fc端結合NK細胞表面的Fc受體CD16，將靶細胞與NK細胞拉近距離，并激活NK細胞釋放顆粒酶和穿孔素等，最終導致靶細胞被裂解。

CDC（complement dependent cytotoxicity）是一種補體依賴的細胞毒性作用，由血清中大量存在的一系列補體蛋白 (C1-C9) 介導。C1q 與細胞表面抗體分子的 Fc 結構域結合而觸發CDC反應。補體通過特異性抗體與細胞膜表面相應抗原結合，激活補體經典途徑，形成的攻膜復合物裂解靶細胞的作用。許多抗腫瘤抗體，如針對 CD20、CD52、人白細胞抗原 (HLA)-II 類、癌胚抗原 (CEA)、糖脂抗原等產生的抗體可誘導 CDC反應。

ADCC和CDC作用機制^[1]

研究發現，雙靶點 ADC 比兩種單靶點ADC聯合給藥具有更好的治療效果。雙靶點 ADC 形式在治療難治性乳腺癌和其他腫瘤方面非常具有潛力。比如，由Sutro Biopharma和EMD Serono共同開發的M1231是一款靶向EGFR和MUC1的雙特異性抗體ADC。M1231通過可裂解的Val-Cit SUTRO鏈接子與Hemiasterlin細胞毒素相連。Hemiasterlin 是一種三肽，通過與微管蛋白結合發揮其細胞毒性，從而破壞正常的微管動力學。

再比如，下文中科研人員通過設計帶有疊氮化物和甲基四嗪基團的新支鏈連接子作為正交點擊反應位點。加上有效載荷模塊（包括作為點擊對的 DBCO 或 TCO、PEGn、GluValCit 可裂解接接子、PABC 基團和毒素分子 MMAE 或 MMAF）。合成了具有雙效載荷的均質 ADC。GluValCit 連接子系統確保了 ADC 在體內的功效，同時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動物血漿中連接子的過早降解。選擇 MMAE 和 MMAF 的雙重偶聯物使 ADC 能夠靶向作用于多種乳腺癌細胞。

雙靶點ADC分子設計和偶聯策略^[2]

ADC藥物的旁觀者效應示意圖^[3]

體外旁觀者效應^[4]